一、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李达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特殊的历史功绩。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零陵县（今永州冷水滩区）一户佃农家庭。中学毕业时，他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报考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后受孙中山的影响，立志“实业救国”，留学日本改学理科。然而，在抗议北洋政府签订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失败后，他认识到只有苏俄式的革命，才是中国的真正出路。从此，他开始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为了及时系统地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李达在日本期间翻译和撰写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其中《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本重要著述，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资料。作为“中国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被誉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
1920年夏，李达回国与陈独秀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主编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这本杂志系统宣传和解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被各地早期党组织列为必读材料，最高发行量达到5000份。它的发行和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思想基础。
1921年2月，李达代理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书记。他和李汉俊首先与共产国际代表建立了联系，就正式建党达成了一致意见后，即通过书信与陈独秀、李大钊进行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达身为上海党组织的实际负责人，不仅承担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还负责解决各地代表们的住宿、会场安排等问题。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7月30日，会场突遭租界巡捕搜查，李达和夫人设法将代表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画舫上继续开会，保证了大会圆满闭幕。由于李达同志在建党和革命活动中的杰出表现，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局3人组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负责宣传工作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同时，他还兼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李达同志为党的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主持创办的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在一年内就翻译出版了14本马列主义著作，为党在初创时期的思想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他开办并担任校长的上海平民女校，是党培养妇女干部的第一所学校，既为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又成为掩护党秘密工作的重要场所。他负责主编的《妇女声》半月刊，是党的第一份妇女杂志，在提高妇女觉悟和推动妇女解放运动，扩大党在知识女性和青年女工中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忠于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战士
李达同志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坚持为之战斗不止，奋斗不息。他用一生的忠诚书写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
1923年夏，李达同志因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产生较大分歧，而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尽管在组织上离开了党，但他在思想上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真理，行动上一直与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坚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继续为党领导的事业工作。
1927年，李达同志受毛泽东同志的邀请，欣然前往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社会科学概论，随后又参与筹建国共合作创办的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为工农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大革命失败后，他多次拒绝国民党右派的威逼利诱，冒着风险开办进步书店，出版发行革命书籍。上世纪30年代前期，他受党组织委托，两次去做冯玉祥的工作，为冯玉祥讲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冯玉祥后来坚决走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李达同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1934年4月，他与宋庆龄、何香凝等10人发起签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他曾辗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多所大学任教，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讲授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等课程，把课堂当战场，宣传革命理论，引导青年学生走救国救民之路，是国统区著名的“红色教授”。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非难，他公开宣称：“我是有坚定信念的，叫我轻易改变立场，抛弃信念是难上难。”
解放战争时期，李达同志在湖南大学任教，他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坚决支持并参与学校师生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和“四罢运动”（学生罢课、教授罢教、职员罢职、工人罢工）。湖南解放前夕，他与中共湖南省工委密切配合，积极参与了策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平起义的行动。他在程潜召集的座谈会上畅谈当时的形势及中共的政策，直率地指出只有和共产党合作，湖南才有前途，鼓励和坚定了程潜和平起义的决心。
1949年5月，李达同志应邀抵达北平。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中共中央鉴于李达同志一贯的政治表现，由刘少奇同志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等同志作为见证人，特别批准他为中共正式党员。在离开党组织26年后，李达同志终于回到了他亲自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表示:“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时刻铭记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始终坚持真理。他坚决抵制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左”的错误更是忧心如焚，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脱离实际的口号；20世纪60年代，他与林彪等人鼓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直至为此献出生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已的庄严承诺。
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
李达同志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如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五四运动后，他即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被李大钊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指定为学习资料，撰写的《现代社会学》是中国最早系统论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之一；国共合作分裂后，他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深刻论证了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继续开展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同志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得到学术界和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高度评价。他生前主编的最后一部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中国传播、发展、中国化的一个标志性成果。1978年，该书更名为《唯物辩证法大纲》正式出版，对当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达同志坚持用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带有鲜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表达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突出贡献。这对新形势下如何用理论武装群众、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达同志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培养过大批人才，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的真知灼见至今还可以引为典范。
建党初期，李达同志创办的“外国语学校”和上海平民女校为党团组织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1922年，他应毛泽东同志邀请，出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从这里先后走出了夏明翰、罗学瓒、毛泽民、郭亮、夏曦等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学任教期间，许多青年学子在他的教育下投奔革命，不少人后来还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同志出任湖南大学校长，他贯彻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以“要为人民办教育”，“改造旧湖大，建设人民的新湖大”为宗旨，实行“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科学知识”三位一体的培养方针，带领全校师生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使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把一所旧式大学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
1953年2月，李达同志就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坚持“把教学工作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稳步进行教学改革，积极引进学术人才，为武汉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使武大很快成为一所“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对该校近60年来的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大革命”初，李达同志惨遭迫害，于1966年8月含冤逝世，终年76岁。1980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湖北省委为李达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和名誉。
李达同志毕生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奋斗，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他的精神风范是值得我们永远传承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