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
2002年底首先在中国广东顺德首次出现的具有高度传染性致命疾病“非典”（SARS）迅速蔓延到全球20多个国家，成为21世纪中第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中国感染“非典”的有数千人，死亡数百人；
2009年以来，世界爆发的全球性甲型H1N1流感病毒，截止2010年2月，中国累计报告甲型H1N1流感病毒确诊病例12.7万人，死亡793例；近年来爆发的埃博拉出血热、艾滋病、疯牛病、禽流感、非洲猪瘟等疾病，也对我国人民生命健康构成了严峻的威胁，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恐慌和社会不稳定。
2020年春节前后全国范围内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截止2月下旬，全国累计确诊7万多例，死亡2千多例，我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抗击疫情，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数据在不断更新中，请大家讲课自己更新数据）
恶性传染疾病的自然爆发固然是我国面临的严重威胁，但随着生物技术门槛和成本不断降低，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或恐怖组织、分裂势力，他们获得生物材料及相关技术的可能性增大，利用生物技术制造恐怖活动的意图更加明显，有可能利用恶性传染病毒和生物战剂，给我国人民生命健康带来威胁，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带来灾难性后果。
再次是转基因农作物可能对我国的生物安全造成的严重后果。
近年来，已经有许多严肃的科学家经过大量实验，证实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孕不育、胚胎异常等数十种疾病高度相关。而早在2000年，全球828位科学家就向各国政府紧急呼吁叫停转基因，指出转基因作物违反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006年，400名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专家经过6年研究，结论是转基因不适用于全球的农业发展。但西方一些国家的转基因公司想方设法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倾销转基因农产品和种子，一些西方国家首脑和政府领导人甚至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取消实验期，接受其转基因农产品，许多转基因食品已经悄悄统治了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非法种植转基因玉米和大米已经达到6000多万亩，作为大豆原产地的中国，大豆自给自足已经成为历史，全世界60%多的转基因大豆涌向中国。
而美国军方曾经提出，“新型生物战剂可以作为战略武器针对敌国平民人口长期施用并达到使目标人口绝育、致癌、健康退化的后果”，转基因作为恰恰有可能成为这种武器。如果我们不高度重视转基因的巨大危害，这种形势如果不加以大力扭转，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农作物安全和人民生命安全。更会影响到我国的国防安全。
另外，生物武器和生物战将是我国必须长期面对的严峻课题。
生物武器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有《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限制，但随着生物科技的不断进步，传统生物武器不断更新换代，新生物武器试验在一些西方强国一直在悄悄进行，导致生物武器虽禁难止，发达国家拥有较强的生物威慑能力和明确的战略。到2019年12月，全球《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有183个。目前，全世界至少有25个国家具有生产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的能力，一些恐怖组织也具备利用生物战剂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利用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研制而成的生物战剂，主要有炭疽杆菌、鼠疫杆菌、天花病毒、出血热病毒等。敌对势力和恐怖组织有可能把我国列为生物恐怖袭击的对象，因此，我国面临生物恐怖袭击的威胁。
2019年12月3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2019年缔约国会议开幕。美国拒绝谈判《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近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阻挡重启核查议定书的谈判，美国这种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的作法屡见不鲜，已经严重影响了现有军控和防扩散体系的有效性。导致多边生物军控核查机制长期缺失，生物武器威胁长期存在，生物防扩散面临巨大压力。
美国在2009年年底发布了《应对生物风险国家战略》，2018年9月18日，特朗普签署第14号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公布了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一些敌对国家和恐怖组织及分裂势力使用病毒制造突发疫情，进行疫苗攻击，运用传统生物武器和人种基因武器对我国实施生物恐怖袭击甚至发动生物战争的可能性难以排除。因此，生物武器和生物战争必将成为我国长期面临的严峻课题。
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各种媒体都在思考我国的生物安全问题，尤其是许多自媒体及一些民间智库纷纷发表看法，对我国应对生物安全体制机制和能力不足问题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但多数都被删除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生物安全，你了解多少》这篇文章，是两个南京的专家写的文章，我在中国新闻网上看到了。他们认为，我国生物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短板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生物安全法尚未出台，防止外来生物入侵、遗传资源流失的法规尚未建立，生物安全风险评估、调查、监测、预警的标准体系尚不健全。
二是生物安全预警与保障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生物安全科学研究人才缺乏，知识积累不足；安全监测和预警体系不健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缺乏，实验条件和仪器设备亟待升级改造；对生物安全面临的新威胁预判能力不足等。
三是公众生物安全意识薄弱。长期以来，国家相关部门对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解读不够，新闻媒体对我国生物安全面临的威胁形势宣传不够，公众参与生物安全培训和管理的渠道不畅，这些都导致公众对于生物安全这个概念感到陌生或理解不充分。
当然，我国应对生物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远远不止上面所说的三个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大家都能够想到的——比如说：2020年2月26日《新闻1+1》节目报道说武汉有个确诊的女子，她的家人在22号开车把这个女子接回了北京了。在封城措施这样严密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事，是不是说明管理措施有漏洞？还有官员在继续玩忽职守？造成武汉、湖北和整个国家到处疫情蔓延，也与许多官员、学者渎职是分不开的。
还有就是我们国家和老百姓对一些国家打生物战的警惕性和危险性认识不够，美国等一些国家研究生物武器、准备打生物战争，我们总是视而不见、还有人为美国在掩饰和辩护；没有建立专业的生物战部队或没有生物国防建设和生物战国防动员；没有建立常态化的生物安全演习机制；没有严格控制生物领域科技研究成果境外发表的法规和措施；没有在医疗机构改革中深入考虑国家生物安全动员的需求；没有建立疫情防控中的交通、物资、尤其是医疗物资的应急动员和保障机制；等等。
总之，这次抗击新冠疫情，我们国家和每个人都应当深入思考国家生物安全存在的问题，抓紧构建生物安全体系。（未完待续：连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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