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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浙大30年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21-7-1 19:19:57  来源:网络  浏览次数:291



王明华, 1942年生。中共一大二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王尽美长孙,浙江大学信电学院教授、博导。


讲述  王明华       主笔  丑丑



年幼时,家里墙上挂了一张年轻男人的照片。


父亲说这是祖父。


祖父27岁离世的时候,父亲才4岁。


父亲很少提及祖父的故事,年幼的我,更是对祖父一无所知。


这张照片就这样挂在墙上。


直到我12岁那一年。


1953年夏天,山东省委拍电报给父亲,说曾祖母病危。


浙江正遇大旱,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父亲不能离开。


母亲带着我和二妹从义乌坐火车急急地赶去济南,伯父则从沈阳赶到济南。


白天,我们陪伴曾祖母。晚上,伯父和母亲带着我到几个前辈家里拜访。


他们谈话,我就在旁边听。


听着,听着,我才听明白,原来祖父是山东党组织的创建者、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从此,再看到墙上那张祖父的照片,心里便多了崇敬。


越长大,我越想知道,祖父到底是这样一个人?他27年的人生都经历了些什么?





父母从不对外提起祖父,更不允许我们在外面张扬。


199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中央决定在嘉兴举行庆祝大会,暨由邓小平同志题字的“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开馆典礼。


浙江省委、杭州市委主要领导,以及中央来的领导都住嘉兴宾馆。


浙大去了两位领导,党委副书记朱深潮和吴金水,与其他参会代表一起,被安排住在南湖宾馆。


我收到省委办公厅发来的邀请函,邀请我出席纪念大会,可以带随员一名。


省委办公厅通知学校党委办公室,要学校安排好我们的交通,但没有说明为什么邀请我们。


由于下午学校还有鉴定会需要我主持,我便告诉校党办,说我已经买了火车票,会自己晚点去。


会议结束后,我和爱人才坐火车到嘉兴。


到了嘉兴,嘉兴市委办公厅的同志已经在火车站等我们了。


我父母已经从上海到嘉兴。接站的同志直接将我们送到嘉兴宾馆住下,我们一家,和李达同志的儿子孙女住一层。


浙大的两位副书记在南湖宾馆等我,很晚了都等不到,急得到处找。


找来找去找不到。后来听说,有一批省委来的领导住在嘉兴宾馆。


浙大两位领导赶紧跑到嘉兴宾馆一查,我真的住在这里。就和宾馆说,我们有个同事住在这里,能不能让我们进去。


分管我的三分部教学秘书,是朱副书记的夫人,后来看到我,就说:你这个家伙,隐藏得这么深!来浙大三十多年了,我们都不知道你是谁。



祖父27岁生肺病去世。


家中留下三个寡妇:太祖母、曾祖母、祖母,带着8岁的伯父,和4岁的父亲。


祖父走了三年,祖母也生病撒手走了。


曾祖母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要照顾太祖母,还要抚养两个年幼的孙子。


祖父原名王瑞俊,1898年出生在山东省莒县(现在属诸城市)枳沟镇北杏村。


我们祖上是江苏连云港人,大概五六百年前随王姓族人迁徙到了山东莒县地区,再分散到各个村落定居。


到太祖父的时候,北方大旱,三年没有下透雨。


曾祖父还很小,太祖父一只箩筐挑家什,一只箩筐挑着曾祖父,带着太祖母一路逃荒。


经人介绍到了北杏村。北杏村现属于诸城县,地理位置很好,西面是昆嵛山脉,村子东面是潍河,土地也多。


当年一起从江苏来的王姓人家,有些在这里安家,成地主了。算起来,祖上都是一家人。


太祖父经人介绍,来到一户名号为“见山堂”的王姓地主家,租他家的地,当佃农。


地主看孩子还这么小,也没地方住,就说:我有三间谷仓,可以借给你们住。


谷仓下面是砖头,上面是泥坯,麦秸秆的顶,还算牢靠。


太祖父太祖母就带着曾祖父,在谷仓里安了家,炕头、灶都砌起来。


没过几年,太祖父积劳成疾,不到三十岁就走了。


太祖母成了寡妇,千辛万苦带大了曾祖父。曾祖父成家的时候已经快三十岁了。


家里实在太穷了,一年辛苦到头,收成大半交给地主后,根本吃不饱。


1898年,祖父出世前四五个月,曾祖父在为地主打工的路上过世了。


祖父出生后,曾祖母为祖父取名“仓囤”。希望这个唯一的儿子,能给家里带来希望,改变命运,仓囤粮满,不再受穷挨饿。


曾祖母迈着小脚,继续种着地主的地,赡养太祖母,养育祖父。


有小说里写,说我祖父降生的时候,漫天的红光。


我问过曾祖母,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曾祖母说,是有红光,但那不是什么神光,是义和团造反,连续几天在河滩点了火把,烧了好几天,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祖父长大了,很想念书,但家里贫困,根本不可能上学。


祖父7岁那年,“见山堂”东家请来一位私塾先生,为他家9岁的孩子祥儿设塾启蒙。


私塾先生说一个孩子没法教,你再去找一个差不多大的小孩来陪读。


曾祖母听说后,便带着祖父去找东家,说你看我家仓囤怎么样?


因为是佃户的孩子,东家也认识,而且祖父从小诙谐幽默,聪明伶俐,村里人都很喜欢他。东家爽快地同意了。


陪读,不仅仅是陪伴读书,还得给先生和东家孩子研墨、端茶、倒水,搞卫生。如果地主家孩子作业做得不好,陪读还要受罚。


难得的读书机会,祖父很用功。买不起笔墨纸砚,每天回家用树枝在沙地上练字。


私塾老师很喜欢祖父,给祖父取学名“王瑞俊”。


可好景不长,祖父陪读了一年,东家的小孩祥儿肚子痛痛死了。


没过多久,另外一家地主又找私塾,还是找的这个老师。老师又推荐祖父去陪读。


对方不肯,说祖父是克星,把“见山堂”家孩子克死了。


老师说,哪有这样的事。是他家小孩自己生病死的。


祖父又跟着私塾老师去读书,没想到一年不到,这家孩子又肚子痛痛死了。


现在来看,其实两个孩子得的都是急性盲肠炎。


祖父又辍学了。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了。村里的地主凑钱办了个村塾,村里的小孩都能来念。


祖父又去了。地主说,你不能来,你陪读的两个小孩都死了。


结果私塾老师也在这学校,说不关人家小孩的事情,那两个小孩是自己生病死了。


祖父进了村塾,成绩最好。村塾念完后,老师继续推荐他到枳沟镇上去念书。


北杏村离枳沟镇有六七里路,祖父早上去,下午回。如果遇到刮大风、下大雨,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借住在镇上的表姐家。


祖父成绩好,当了大学长,学费全免。但小学毕业后,仍然只能回家务农。


这个时期,祖父开始思考:同样是人,为什么穷人没有选择读书学习的权利?


村里有个演山东地方戏的剧团,祖父没事就跟着,吹拉弹唱,样样都学会了。过年过节剧团出去演出,都会来请祖父去帮忙拉二胡,吹笛子。


祖父成年后,曾祖母张罗着为他成了家。祖父祖母婚后不久,伯父出生。


北杏村地理位置很特别,有一条公路通过村子东面通往县城,消息很灵通。


有个书商,在村里专门收购线装古籍书运到济南去卖。他告诉祖父:“听说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要招生。这样子,你跟着我,帮我挑一担书到济南,路上的生活费和路费我给你负担。”


祖父很高兴,就和曾祖母商量。


曾祖母不同意,说:“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吃什么?”


太祖母还在,要人照顾。祖母身体也不好。上有老,下有小。


磨啊磨,磨了很久,曾祖母拗不过祖父,只好说那你去吧。


1918年,祖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山东省立第一师范。


师范校不要钱,还发长袍。但第一年是预科,需要自己解决生活问题。


家里凑了一块银元给祖父。但他靠打工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到最后这块银元还没花完。


临行前,祖父登上北杏村前的乔有山,望着东去的潍河水,写下诗一首:


沉浮谁主问苍茫,

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

铮铮乔有看沧桑。




祖父在师范校念书的时候,五四运动来了。


山东的一些进步青年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祖父和邓恩铭都是积极分子,成了好朋友。


1919年下半年,祖父作为山东学生会代表到北京,拜访了李大钊,参加了“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一直得到李大钊同志,罗章龙等人的指导和帮助。


1920年,祖父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研究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由王乐平前辈介绍和推荐,在陈独秀的支持和协助下,创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祖父和邓恩铭作为山东党组织代表,出席中共一大会议,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二人正准备动身南下时,张国焘路过济南,祖父约集了几名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在大明湖上与张国焘畅谈了一天。


紧接着,祖父与邓恩铭赶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


一大后,祖父并将自己的名字由“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取“尽善尽美”之意。并写下一首诗:


肇在造化——赠友人


贫富阶级见疆场,

尽善尽美唯解放。

潍水泥沙流入海,

乔有麓下看沧桑。


1921年底,祖父与邓恩铭,随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邀参访苏联三个月。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祖父出席了大会。


接下来几年,除济南和青岛外,祖父在烟台、淄博、青州、潍县、寿光、广饶等地都建立起党、团组织。


后来,祖父受党中央的指派,到北京担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负责京奉路山海关一带工作。领导铁路工人罢工斗争,建立了京奉路铁路总工会。


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生肺结核很多,祖父有可能此时感染了肺结核。


那时候,肺结核没药治。祖父带病奔走于济南、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很辛苦。


共产党一大二大、国民党一大都参加的,全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国焘,另一个就是我祖父。


国共合作,1924年,国民党一大,祖父去了,他的座位很靠前,跟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坐一起。曾拍有一张照片,现摆在台北中山纪念堂的入口。


那时候孙中山肝癌已经晚期,祖父的肺结核也很严重。


孙中山领导组织召开国民大会,会议开到一半,1925年的3月12日,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了。

 

祖父非常悲痛,拖着病体为中山先生送葬以后,奉命回到山东,继续领导济南和青岛的工人运动。


6月,祖父身体实在不行了,经常咳血。组织上说要不住院,要么回家休养。


那时候共产党很穷,组织没钱。祖父说我回家休养吧。


自从考上山东第一师范,参加五四运动,参加共产党,祖父几乎没有在家长时间呆过。


回到枳沟镇北杏村的家里,祖父病情恶化,经常吐血,昏迷。


祖父对曾祖母说:“我不应该死在家里,要死就死在工作岗位上。我想回到青岛去。”


1925年7月,正值夏天。曾祖母变卖了一些东西,叫人取下一块门板,在上面用布扎了个棚子,请了四位乡亲把祖父抬到临近的高密车站,护送至青岛。


青岛的党组织和国民党的老同志凑了300个大洋,一定要安排祖父住院。


到了青岛医院,祖父说,组织也没多少钱,住大通间就行了。


党组织派了人和曾祖母一起,在床边日夜陪护祖父。


躺在病床上的祖父,骨瘦如柴,腹部硬邦邦的,还不时吐出烟油似的紫痰。


8月中旬的一天,祖父从昏迷中醒来,让曾祖母找来青岛党组织负责人,记录遗嘱:


“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祖父在遗嘱上按下手印,希望青岛党支部能将它转到中央。


祖父感叹:“我是不行了,你们好好工作吧。我想不到会死在病床上,我是应当死在战场上的。”


说完这些话,祖父拉着曾祖母的手,交代后事。


祖父说自己对不起曾祖母,让曾祖母不要难过,他做的事都是为了让穷人能过上好日子,“您把我抚养长大,现在我的两个孩子还得靠您抚养长大,继续我没做完的事……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祖父,在青岛医院病逝。


鲁佛民同志买来一口黑色圆头的棺材,收了殓。由王坤生等两位同志陪同曾祖母,一起护灵回乡,将祖父葬在北杏村东南山坡上的“枣行”老坟地。


那一年,我伯父王乃征8岁,我父亲王乃恩4岁。


1959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将祖父的遗骸,从北杏村迁到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


后来,青岛医院在庭院里建了一座六角亭子,取名“尽美亭”,纪念祖父。



1942年8月,我出生,父母亲在莒县山岙里的革命根据地工作,把我寄养在一户农民家里。


1945年抗战快胜利的时候,大妹妹生病死了。后来,二妹妹出生。


打仗很辛苦,母亲身体不好,得了疟疾。组织说你回家休养,病好了再回来。


1946年初夏,区里派了一位通讯员送我们回北杏村。


我不到五岁,20里路,自己走。通讯员背着行李,抱着妹妹,妈妈拿着一点行李。


走走停停,走到家天已经快亮了。


曾祖母、母亲、我和二妹四个人,一起在北杏村生活了4年。


1945年鬼子投降后,北杏村就是解放区,建有一个很大的兵站,负责转运物资、粮食、弹药去前线,还要接应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


母亲身体慢慢好起来了。组织上说你暂不要回区里来,就代表区委留在村里工作。


母亲担任了村党支部委员,村妇救会会长。


现在留下来的故居,是我祖父出生的地方,当初地主借给太祖父太祖母居住的仓库。


房顶上铺的是麦秸杆,门槛进去,仓库地面下去约半米深。


曾祖母是小脚,每次进屋,要先坐在门口,把双腿慢慢移下去,身体再慢慢滑下去。


出来的时候,要先坐在门槛上,再一点点移出来。


很难想象,在这种艰苦环境里,曾祖母一个人是怎么带大祖父,又带大伯父和父亲的。



祖父住院,300块大洋没花掉多少。


他走后,组织把剩下的钱交给曾祖母说:“你带回去,料理完尽美的后事,剩下的自己过日子。”


曾祖母回家处理完祖父的后事,用剩下的钱在村子边上买了一块地,造了一个小院子,有几间房。


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回村后,就是住在这个小院子里。


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有两盘石磨,石磨的下面是鸡窝。


院子不大,长方型,正房五间,坐北朝南三间,还有三小间柴房。院子进门后是驴棚和厕所。


正房五间,除了住人,一头堆放粮食,另一间放着曾祖母的寿材。


寿材架空当箱子用,里面放被子,冬天衣服。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扫射的时候,我就钻到棺材下面躲起来。


有三间北屋曾祖母原是给伯父留的,但伯父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大部分都是区里县里来的人住。


我小时候家里很热闹,县里区里来人一般都住我家。


家门口路头上有一口水井,周围各家各户用木桶挑水吃。路中有一处,有一盘碾,一个土合子,小时候我常在这里和小伙伴玩。


我家没有男人,母亲挑不动木桶,去镇上买了两个不大的铁桶。全村就我家用的是铁桶。


我老家有三座墓,太祖父太祖母一冢,曾祖父一冢,祖父祖母一冢。


地主家的墓在村东面的平原,我们是佃户,墓都在山上,称“枣行”的地方。


每年过年、清明节,曾祖母和母亲都要带着我和妹妹,拎着饭盒,去山上扫墓。


扫墓的时候,要由家里的男丁在坟头压一张黄色的坟头纸。


我是在家的唯一男丁,由我来压黄纸。


刚回去那两年,我才五六岁,还爬不上坟头,要人抱。


1949年4月,父亲随南下干部团调往浙江义乌。1950年秋,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离开了北杏村来了南方。



父亲原名王乃恩。1949年南下浙江时,为了干部家属的安全,经组织批准,改名王杰。


父亲很早就参加革命。


小学还差半年才毕业,鬼子来了。没法读书,回家劳动了一段时间抗日去了,15岁就参加了八路军。


那时个子小小的,偶尔回到村里,村里人都叫他“小八路”。


1949年4月,父亲奉命南下浙江义乌。没时间回家,通过兵站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南下的消息。


父亲在义乌先任组织部长,后任县委书记。1950年,他写信给母亲,说我这里土匪打得差不多了,你申请调到义乌来。


1950年10月,母亲带着我和二妹,到义乌和父亲团聚。家里只剩下七十多岁的曾祖母。


曾祖母不肯来南方,去东北伯父那里住了一个月,说不习惯。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同志对山东代表马保三说:“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们的遗物。”


他还说:“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叫他‘王大耳’。 听说他的娘还在,你们想办法,无论如何给我找到。”


1950年,省里派团省委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同志到村子里打听,问你们这里有个王尽美,他的家人在哪里?


村里人说,没听说有这么个人。


来人又说,他姓王,去济南念书的。


村里人说,村里地主家去济南念书的多了呢。我们这里大都姓王。


找来找去找不到,最后团省委女同志想起来,说他原来的名字叫王瑞俊。


村里人恍然大悟,你要找的人,我们叫瑞儿。他母亲确实还健在,就住在村里。


村民把团省委女同志带到我家,确认这就是王尽美的母亲。女同志问曾祖母,祖父有没有什么遗物。


曾祖母说什么都没有。女同志说,你再仔细想想。


曾祖母想啊想,终于想起来,墙洞里还藏了一张祖父的照片。


照片摄于1923年9月廊坊照相馆。照片背面写有:二三年九月摄影于北京——瑞俊。


祖父常年在外,曾祖母思念儿子,祖父便去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托人带回家。


山东抗战开始以后,兵荒马乱,土匪又多,曾祖母担心弄没了,用一块布小心地包起来,塞在墙洞里。


这些年,她自己都忘记了。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家四五年,都从未听曾祖母提起过这事。


赶紧从墙里掏出来,布已经很旧,照片和布粘在一起了。


送到济南,找到修照片的师傅,一点一点地把布褪下来。


这是祖父留在世上唯一的标准像照片。


原照修复后交给伯父保管,翻印了一张送到北京,主席一看,正是他在找的“王大耳”。




我伯父王乃征,1936年考入曲阜省立第二师范。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活动。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调东北辽东军区作战处工作。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打响,伯父整天往朝鲜跑,调配物资。后来又主动申请上前线。


伯父担心自己牺牲在战场上,1951年年底,把照片寄给我父亲保管。


毛主席交代山东省委省政府,你们把王尽美的母亲接到济南,好好养着。


1951年,山东省委把曾祖母接到济南,住在山东省交际处。相当于杭州的大华饭店。


1953年7月,山东省委半个月两封加急电报给父亲,说曾祖母身体不好,赶紧去见一面。


那一年浙江大旱,一年没下透过雨,县城都断水了,我亲眼见到义乌老百姓游龙求雨。


父亲是义乌县委书记,不能走。就拍电报回去,说我走不了,派我夫人带孩子回去见老人家。


那时候拍电报很贵,按字收费的。


父亲坚持自己出钱拍电报,邮电局局长亲自来我家,和父亲一个字一个字商量。


我在放暑假。三妹还小,放在义乌阿姨带。母亲带着我和二妹赶去济南见曾祖母。


我们白天陪伴曾祖母,晚上伯父和母亲会带着我去拜访一些前辈。


一个叫李玉超,是我们同县的,他1923年入团是我祖父介绍的。


还有以前的抗日英雄,山东省统战部长马保三,他说我就是听了王尽美的革命历史,才跟着党干革命的。


除了陪同人员和警卫员外,他们两人也一直对曾祖母尽心照顾。


山东省政府为曾祖母准备了棺材和寿衣。伯父和母亲去看了,回来跟曾祖母讲,寿衣做得很高档,双面织锦缎的。


曾祖母很满意,对我们说:“以前地主家的地主婆都不一定能穿这么好。”


看望完曾祖母,母亲带着我和二妹回莒县老家去看外公外婆。


等到三天后我们回到济南,门口的警卫说:老人家已经走了。


省政府已经办完后事,让曾祖母入土为安了。


工作人员领我母亲去看了一下曾祖母的墓。墓地在一个陵园里,离济南市区不远。


墓碑上写着“山东省第一位共产党员王尽美母亲之墓”。


曾祖母活了75岁,一辈子了不起。年纪轻轻就守寡,迈着一双小脚种着地主家的地,伺候太祖母活到一百零几岁,为她养老送终。一个人带大了我的祖父,又带大了我伯父和父亲,把儿孙都送上了革命道路。


1953年的那个夏天,12岁的我终于知道,我血脉里流淌的是怎样的基因。


后来,济南城区不断扩展,曾祖母墓地所在区域划为公园。1979年,经省政府批准,我们将曾祖母的遗骸迁回北杏村,和曾祖父合葬。



父亲从1949年调往南方,直到1971年才有机会回老家。


而我,自9岁离开北杏村,除1953年回山东探望曾祖母,再回去已经是1978年了。


整整28年了。当年那个每年要爬上坟头给爷爷压黄纸的小男孩,已年近不惑。


1965年,我从浙大毕业,留校任教。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母把我叫到上海,说他们预感要被关牛棚了。


关牛棚就要抄家。母亲把祖父的照片交给我带回杭州保管。


我在浙大之江校区信电院有间十余平方的单身宿舍。祖父的照片挂在我的小房间里,挂了11年。


系里只有少数几个领导知道我的祖父是谁。


1978年我要去日本学习,就和父母说,国家现在安定了,祖父的照片作为文物放我们手里,我们可能保管不好。


父母亲说,你决定吧,我们不管了。


我跟爱人商量,说我们把照片给老家吧,山东没有一件祖父的遗物。


我在哈尔滨集训学习日语,我夫人和我所在的半导体专业党支部书记翁贤明老师,一起去邮局,把照片寄给山东省委办公厅。


没过几天,山东省民政厅说已经收到你们寄来的照片。


山东省委要求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当时叫民政局)妥善处理。山东省民政厅收到后,正式出了公函,证明照片已收到,原件他们会妥善安排,复制件寄给我,表示省政府的谢意。



祖父当年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条毛毯,是苏联党中央送的。


祖父买了一床被面,加上这条毛毯和一个铝制饭盒,送给了他枳沟镇的表姐。他在镇上读书的时候,这个表姐很照顾他。


祖父过世后,表姐想留个念想,把这些东西锁在箱子里,交代子女说:“以后我死了,这些就当我的随葬品。”


解放后,青岛政府来问她要,说希望把这些东西放在博物馆当纪念品,供后人瞻仰。


表姐同意了,捐给了青岛博物馆。


有一年上海一大开展览会,展出一大代表的遗物,唯一我祖父没有东西。


上海专门找青岛博物馆借,博物馆不肯,说你们要是借了不还怎么办。


后来,南湖一大纪念馆问我家里还有什么遗物,我说都没有了。


南湖纪念馆改造以后,每个代表下面都放了很多文物,唯一就我祖父没有。怎么办呢?


有一次他们去我们老家北杏村走访,问当地农民,有什么东西,是王尽美家有的别人家也有的。


村民说,饭盒,因为是祭祖的,每家必备。穷人家可能一层,地主家有两层三层。我送你一个好了。


他们回来问我有没有印象。我说我有啊,小时候去上坟,就是端着饭盒去的。


他们说,那这个饭盒就算你家的了。




我是家里的老大,出生后父母忙着抗日,将我放在农民家里养,后来回到老家,念书也不正规。


1950年到浙江义乌后,9岁的我进了稠城镇中心小学。


父亲当县委书记很忙,母亲住在镇上,我和妹妹单独住在县委宿舍。一家人分三个地方。


我和妹妹算是第一代留守儿童,我十岁,妹妹五岁。我带着妹妹独立生活了一年多。


白天,妹妹一个人在大院子里玩,有事请办公室女同志帮忙,吃饭有食堂。晚上放学回来,我就要管妹妹。


母亲说我们生活上照顾不了你,自己没文化,学习上更管不了你,你要听学校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建设国家。


父亲没时间管我们,但会给我们买书,特别是我上初中后,凡是新出版的书都会买给我,如《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红岩》……这些书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1954年父亲从义乌调到杭州,1956年调到新安江水电工程局党委常委、组织部长。1962年离开浙江,调去上海。


我初中转到杭州市第一初中,就是现在的浙大附中就读,毕业后保送进杭四中。从来不敢放松自己,学习成绩都是第一名,高中毕业时是杭州市三好学生标兵。


那时候,国家会把优秀的学生送到苏联留学。高中毕业时,杭四中有一个名额,就把我报上去了。


没想到,下乡参加农村双抢,我被蚊子咬了一口,得了疟疾。但当时并没有发作,不知是疟疾,因此体检没通过。


后来中苏关系不好了,大家都没去成。


浙江省教育厅说,你们没有去成的一批人全部留在浙大。


1960年,进了浙大,直接把我分到刚组建的军工系导弹控制专业。


高中我是团支部书记,大学里先任班长后任团支部书记。


大学学习五年,28门功课,我25门满分,3门良好。一门心思学好知识,为国家服务,只有这一条,没有别的。




大学二年级,困难时期来了,国家养不起新的军工专业。学校领导很犯愁,后经教育部批准,还是下马。把我分到专业相近的无线电系。


无线电系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又安排我去微电子技术专业任教。我只好跟着学生,从头学起。


改革开放后,国外已开始发展光电子技术和光纤通信技术。于是,我又从微电子出来,组建光电子,在无线电系成立一个集成光电子研究所。


1978年初,学校安排我出国进修。


当时,浙大曾短时间归属中科院系统,一批赴欧美留学的同志集中在浙大玉泉校区学习英语口语,会话。


不久,人事处来找我,说教育部有一个到日本去的名额,我们查了档案,只有你学过日语。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浙大外语系的日语老师办了个扫盲班。我报名了。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之江校区和玉泉校区,下雨下雪从不间断,一个学期就毕业。


我说我就学了一个学期扫盲班。


人事处说人家连扫盲班都没扫过,就你了。


那好吧,服从组织安排,改学日语。


过了没多少时间,教育部通知参加出国考试。笔试马马虎虎,听和说都不行,第一次考试没通过。


有一天,在玉泉校园里遇到口语听力的主考官陆老师,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无线电的老师,平时在之江校区。


陆老师是浙大的日语老师,比我大十多岁。他说你很厉害,扫盲班毕业都敢来参加教育部的出国考试,勇气可嘉。


我说是人事处一定要叫我去考的,试一下差多少,差在哪里。


他说,这样吧,我来教你。


他住中山中路,有时候我从六合塔骑自行车去他家里,有时候去玉泉。


跟着陆老师学了半年多,科学院又组织了一次考试,院内通过了。




教育部让我们选学校,有几十个人选了东京大学。但东京大学不同意。


东京大学希望能找一些年轻的学生去读大学,再读研究生,搞个六七年,就亲日了。


教育部说,顶住,具体事项他们来沟通。


我们通过考试的人到大连外语学院继续学日语,教育部聘请了日方的口语教育专家教我们。


同时,学打太极、跳交谊舞、学习西装怎么穿、领带怎么打、刀叉怎么用,等等。


在大连待了两个多月,日方终于同意我们去了。


1981年9月11日,我第一次坐飞机。同机有四十个人,都是去东京大学的。


其时中日关系还比较友好,一旦接受了我们的申请,校方还是很热情的。想学什么随便选,老师毫无保留地教我们。


我选了集成光电子研究室。除参与科研以外,着重和了解这个专业应该怎么办?有哪些课程?研究生怎么招?如何培养等。


多田邦雄老师是日本集成光电子学权威人士,我跟着他学习。


日本政府通过东京大学安排一个博士生专门负责我们的日常事情。


开始一些年轻学生不太看得起中国人,觉得中国人很落后,很多都不懂,特别是不懂电脑。


我说我电脑不会,想学。也学了一段时间,确实不行。博士说你都那么大年纪了,肯定学不会,你老师多田教授也不会的。以后你学生会就行了。


到了实验室做实验,我们就比较行了。


在国内实验室什么都学,什么都做,本来就有一定基础,在先进的大实验室里,熟悉起来很快。这让他们刮目相看。


在东京大学两年,拼了命地学,什么都学。


1983年的9月11日回到浙大,我所有精力都是创办光电子专业。


教育部批了全国十所高校设立光电子专业,浙大是其中之一,1985年秋季正式开始招本科生。


当时,条件较差,新创办一个专业,创办一个培养研究生的研究实验室,困难很大。


五十个平方的大房间里空荡荡就坐了我一个人,啥也没有,我与十几位同事一起从简入手,到处申请经费寻求支持,开始创实验室。


没日没夜地自制大量工艺设备,带领一部分高年级学生做实验。


我想的就是,国家需要这个东西,得马上弄起来,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1991年9月,由包玉刚留学奖学金支持,我又去日本东京大学跟随多田教授学习了一年,1992年9月回来。


这次,在东京大学,我和多田教授联合培养了博士生一名,并在“国家863计划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下,研制成功了GaAs 基行波超高速光调制器,3dB带宽超过3OGHz。


我这一代人虽然艰苦,但比起我父母亲,我祖父,我已经是相当幸运了。个人得失不需要去计较。


我是1974年入的党。没有预备期,支部通过就是正式党员了。


支部谈话,说这是党对你们的最大信任。我们学校目前只有两批党员是没有预备期的,第一批是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第二批就是你们,要珍惜这个荣誉。


父母亲要求我们参加工作后,把自己所有力量都献给国家。


1965年,浙大毕业,叫我当老师,我就老老实实一辈子当老师。我走的每一步,都是对国家负责,对学生负责。


从1960年进浙大,我已经在浙大待了六十多年,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做了一辈子普通的老师,老老实实为国家工作,钻研科学技术,培养人才。

 

我和夫人是浙大同届,不同班。她毕业分配在华东计算所,在上海工作。


1967年我们结婚后,一直两地分居。


大女儿1968年出生,父母在帮忙带,小女儿1978年出生。


1979年,我要去日本留学,她才调回到浙大计算机系。


我们这一代人出去留学,大都按时回来了。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要靠我们学成归来建设。




1986年,诸城准备建一座王尽美纪念馆,报中央批准。


纪念馆1990年开建,1992年上半年落成。


我正在日本留学,没回来参加落成典礼。


纪念馆建在一个小山包上。诸城地形就像个大饼一样,很平,就那里有个很矮的小山包。以前为诸城牺牲的先烈都埋在这里。


诸城王尽美纪念馆台阶不高,只建了27级石阶和4个太平坛。


27级石阶象征祖父活了27岁,4个太平坛象征祖父参加中共“一大”、“二大”、国民党“一大”,和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四次重大革命活动。

 

正门在南面。纪念馆前面一条马路很宽,六个车道。这条路是潍坊进城的主干道。


潍坊想请邓小平同志为纪念馆题词,申请递上去。


没过几天,接到通知,邓小平同志请山东与潍坊的相关领导去北京。


见面后,小平同志说,你们送的材料我都看了。给王尽美同志建一座纪念馆,很有必要。不过,给王尽美纪念馆题词,我资格不够。


潍坊的人一听,后背汗都出来了,觉得:一,小平同志是不会题词的;二,申请是不是送错了。


小平同志接着说,王尽美是对党有很大贡献的前辈。现在还健在的老同志,只有我和陈云。我那时候还是个小秘书长,个子小,资格小,没有资格给王尽美纪念馆题词,只有请陈云同志题词了。我会跟他讲的。


陈云同志在北戴河休养。小平同志让秘书专程赶到北戴河办理此事。


很快,通过机要邮局,陈老的题词送到了潍坊,再转到诸城。


陈老还附了一封信,说尊重小平同志的意见,我写了了两幅,看哪幅好,你们选。


盖了两个图章,一个是陈云,还有一个图章大家都看不懂。


请来诸城两个老专家一看,原来刻的是:年过八十。相当于题写馆名“王尽美烈士纪念馆”的时间。


北杏村故居,离诸城县城二十多公里。2018年,祖父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带两个女儿第一次回山东。带她们到北杏村去祭祖,上坟。




父亲一生一心为党为公,光明磊落,按原则办事,从不把个人利益和命运放在第一位。对我们子女,还有下一代都影响很大。


1969年初,父母被关进牛棚。关进牛棚前,父亲任中央华东局组织部组织处的处长。


九大召开的时候,中央华东局已经撤销,大部分干部归属上海市委领导。


开九大,毛主席在会上说,我们党牺牲最早的就是王尽美同志。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一听,说,坏了,他儿子还关在牛棚里呢,赶紧放了。


我父亲说,你们要给我个说法,为什么关我。


他们说,没说法,你赶紧走赶紧走吧。


父亲从牛棚放出来后,有一天,市委办公厅找到父亲,张春桥约见他。


张春桥说,中央文革小组接到群众来信,浙江的“红暴会”(红色暴动委员会)和“省联总”( 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会)两派闹得厉害。毛主席也知道这件事了。希望父亲到杭州把事情调查一下,写个报告。


父亲在杭州调查了一周,写了一篇报告,叫《红暴会也是造反派》。


张春桥对父亲的工作非常满意。又叫父亲去办第二件事。


上海静安区区委和革命委员会闹不团结,让父亲带个人去调查一下情况。


父亲去了,发现那里已经有个调查组,事情都很清楚,但组长胆小,不敢处理。


造反派里有一个很厉害的头,军代表和区革命会领导都不敢惹他。


我父亲一查,这个人是个二流子,以前混社会的,造反造到区里了。他干的事,其实大家都知道,敢怒不敢言。


父亲调查完,与军代表、区委领导和老同志密切配合,将情况如实上报。


查实这人干了很多坏事,最后这人被开除公职,送去劳改了。


 


静安区是上海的中心区,影响比较大,市委组织部指示静安区召开党代会,整顿区委,尽快把工作搞上去。我父亲担任党代会秘书长。


还有三天就开党代会,市委打电话让我父亲马上走,调动工作。


军代表气呼呼跑到市委组织部去,说有没有搞错,王杰按原则做事,为什么要把他调走。


军代表说,我提三点意见:


1、王杰不能走,这段时间的工作大家配合得很好,进展顺利。

2、上一届工作报告起草也是王杰主持的,会议怎么开全在他脑子里。他一走,党代会想开也开不成了。如果一定要他走,党代会马上取消。

3、我是军人,让我干什么都行,但我没法领导这些人。我要申请回部队,你们另请高明。


市委一看,这个情况有点严重。当天晚上马上给区里打电话,叫我父亲暂时不要走,先帮静安区把党代会开完。


1971年,开完静安区党代会,父亲赋闲在家,就给组织部写了个报告,说想回山东看看。


父亲自从1949年南下,已经22年没回去过了。


市里马上批了一个月的假,准许父亲母亲回山东探亲。


探亲回来,安排父亲担任川沙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委员,分管文教等。


父亲在川沙县工作了五年半。川沙县就是现在的浦东新区,当时是比较荒凉的农村。


四人帮粉碎以后,上海开始干部整顿,中央工作组到了上海,经过调查,说给你们推荐一个人,王尽美的儿子,王杰。


因为之前调查静安区的事,老干部们都很认可父亲的人品,和办事的能力。


从此,父亲母亲就一直待在上海,再也没有离开。



父亲一直跟我说:不管别人做得怎么样,我们家的人要先做到。


父亲退休前是上海市顾问委员会的委员,按照中央规定是不用退休的。


1990年,父亲向上海市委提出要退休,市委不同意,说我们没法批。


父亲说小平同志也退休了,我们就办个退休手续吧。


中组部又来通知说,要将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待遇提到省委常委,副省级待遇。退休后,专车不取消工资提级。


父亲说,我都不要,常委也不要,提级也不要,加工资也不要。


上海说我批不了。后来中组部批了,同意了。其他人提到常委待遇,就他一个人保持委员待遇。


2012年9月,90岁的父亲过世。母亲也活到90岁。


我的太祖父和曾祖父,因为贫穷,旧社会给地主当佃农,三十多岁便劳累过世。我的祖父,为党奉献一生,不到三十岁因病逝世。


我今年八十了。十年前就退休了,但还是会每天早上从求是新村步行到浙大玉泉校区最高处的信电大楼五楼。我一般会准时8:40到。主要是处理关工委的事情。


如果有学生来找我,我也会继续和他们探讨。


从我祖父开始,我伯父伯母、父母亲、兄弟姐妹、我两个女儿,四代人都是共产党员。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祖父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很多人看到我年轻时候的照片,都说我长得很像祖父。


基因真是神奇,幼年时墙上照片里那张陌生的脸庞,我竟一天天长得越来越像他。


祖父的照片,一直挂在我家里,陪伴我长大,又从青年走向中年,一直到如今的耄耋之年。


我一抬头,便能看到祖父那张年轻英俊的脸庞,目光炯炯而深邃。


这是我从未见过面,却又天天“陪伴”着我的祖父。那是我的来处,是融进我血脉里的亲情和基因。


 


2021年7月1日是党的百岁生日。


一百年前的那个夏天,年轻的祖父和其他12名代表,在上海和嘉兴开了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会议。


祖父一定想不到,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孙子,会在一百年后,把他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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