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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毛泽东战略思想——张文木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15-12-3 21:37:32  来源:红歌会网  浏览次数:952


 
       七、社会主义

  土地问题解决的好坏历来是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我们知道,后人常将秦国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解释为秦之“严刑峻法”,这其实说不通。因为在刑罚的残酷性上其他六国并不比秦国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残酷性往往与国家获得人民的支持程度为反比存在。与其他六国政策比较,商鞅建立的军功与土地奖励相联系的产权制度是秦王朝获得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因素。这个以土地奖励耕战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会基础扩大到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这些人在其他六国,只能从贵族手中而非国家手中获得或租得土地。这样,与将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贵族基础上而“严刑峻法”并不逊于秦的其他六国比较,秦国由此获得的社会基础就显得广大得多。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那么,仅靠“严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商鞅为秦王朝建立了小农所有制,这使秦朝获得比其他六国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从而统一了中国;同样,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的扩充的话——就难以长期维持。这不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的蒋家王朝灭亡的主要规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明白这个道理,继承商鞅路线而获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前230年~前207年)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从巩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权与民权相统一的生产关系出发,而是仅靠“严刑峻法”加强统治,结果很快便丢掉政权。由此而论,将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归于始皇赢政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上所谓“民心”问题历来就不是一个纯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历来资产阶级帮闲文人都在回避这一问题的实质——的问题。世界近代史中能够“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仑,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横扫欧洲并由此开辟出一个“拿破仑时代”,其中重要原因也不是所谓的“独裁”,而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1966年11月8日,毛泽东对到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支持。”拿破仑将土地直接赋予法国和欧洲农奴,并由此使农奴转变为小私有农民的新土地制度。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与商鞅变法相似,一部《拿破仑法典》对于欧洲农民而言,就是国家将土地越过贵族直接交与农民的法典。这是与商鞅一致的路线。拿破仑旗帜,对于欧洲农民,首先对法国农民而言,就是让他们告别贵族制度和农奴身份的旗帜,是不再作农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仑获得了法国的乃至全欧洲的农民的拥戴。马克思说:“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 ’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同样的道理,拿破仑与欧洲贵族的妥协也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他失败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将贵族的土地夺过来交与农民,利用农民的力量进入贵族行列后,又与贵族们握手言欢,其结果是拿破仑出卖了农民的同时,农民也抽掉了对拿破仑的支持并抛弃了他。
  毛泽东同志注意到并成功运用了这个规律。20世纪初中国农业及小土地农民大面积解体,毛泽东注意到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推动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编书。“他亲拟编纂计划和具体书目,编了《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个系列。前者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国民党思想及其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5个方面的内容。后者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了26种,有《列宁与农民》《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巨大的革命资源并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迅速将小农经济归并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避免了历史上必然出现的小农在获得土地后即迅速两极分化的恶果并由此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1958年4月5日,毛泽东告诉罗马尼亚友人:“旧中国一是农民每户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不在农民手里。这是个落后现象。可是这点也给我们一个好处,农民成为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这些东西推翻后,分配了土地,但一看,农民土地还是很少,生活还很困难,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1963年1月21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说:“列宁主义最主要的是团结农民,建立工农联盟,这是最基本的统一统一战线。”
  在此,对我们有学习意义的,是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范围开始的生产资料改造工程并依此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所选择的时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与此同期,美国联合整个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战略物资“禁运”也全面升级。
  面对这样的压力,新中国需要更为坚固的社会支持力量。毛泽东同志首先从所有制而不象蒋介石那样四处“发饷”(接近今天的“发红包”)着手在国内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当天(1950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扩大国内爱国爱党力量。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也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毛泽东将土地改革看作是扩大和加固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重要举措。1946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土地工作会议上发言指出:
  国民党统治地区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国帮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我们只有依靠人民同他们作斗争,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平均分配土地一次不要紧,但不能常平分下去。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今天必须表明态度。土地改革时期,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动摇,只要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我们的力量更强大,则能巩固地团结他们。
  1950年1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广东省委和华东东局,要求广东和福建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指示只要广东、福建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容易对付的。5天后即11月22日,毛泽东即指示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东局的意见,决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书记及军分区司令会议,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三十六个县。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11月30日,电告广东省委,要求:“今冬争取完成十一个县的土改是适当的,望照此努力实施。海南岛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实行土改。”1951年1月,毛泽东告华南、中南局,对海南岛的土改作出具体指示:“海南有老区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以较为加快,似可在1951年秋季完成一半,1952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巩固了。”
  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现在回头看,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本质上是阶级及建立其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通过土改赢得了劳动人民的最坚定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如此强大不仅使共产党由此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而且还打败了支持蒋介石且已拥有核武器的美帝国主义。
  西方反共老手丘吉尔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时也无不感慨地说斯大林“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曾长期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对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对斯大林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私有制。”用苏联的经验解释1953年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的原因也是合适的。
  就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预见到西方不会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必将对新中国经济实施更大的封锁和压力,而应对这样的困难需要更为广泛的人民基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及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批评那种一些人以“普惠”代替以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为“总路线”认识倾向,指出: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生产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1957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时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我们不怕它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至于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毛泽东说:“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将西方在同时期实施的对华经济禁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反者道之动。今天回头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其社会支持基础就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这样说决不是事后危言,曾在印度已有相当殖民统治经验的英国人最早看到这一点。1949年8月,他们就为美国提出在外部遏制的同时,从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策略,当月19日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指出: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
  失去生产资料的流民人数的增长是历史上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新中国建立后,同样的历史难题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同志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并试图用改革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明白要保证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这在古代就是贵族——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来自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

  八、工农联盟

  但要组织农民,就需要改革旧的农业制度,这牵扯到改革方向。历代政治家对此捉襟见肘,无能为力;殷鉴不远,明朝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南辕北辙改革造成流民大增、国家迅速走向崩溃的教训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外患内忧,迫使明王朝利用北方战事稍缓的间歇期起用张居正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张居正(1525~1582年)因才能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与万历帝之母李太后的支持,取代了高拱。穆宗死前遗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政。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即位,这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为了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特别是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试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危局。改革——除其严重的负面作用外——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1582年6月(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聚集,指责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改革失败。
  与汉、宋两朝的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比,张居正的改革还是比较幸运的,他的改革适逢中原气温和北边湿润度的上升时期,这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较好的自然环境,也使其改革避免了与国家双双败落的“王莽式”结局。
  史书称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不谓干济才”,但改革毕竟还是失败了,此后明祚已近尾声。
  关于张居正改革的正面意义,史家论述较多,其负面后果,则多是些“功高震主”之类的泛论,也有人认为他败于财税改革。笔者认为导致张居正改革失败从而明朝衰落的关键点不是财税改革,而是以财税改革为起点的金融改革:将已与生产资料形成稳定结合关系农民转绑在货币上,用与货币的关系取代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这是张居正改革失败的致命原因。书载:
  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庆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施。实施一条鞭法的显了均平赋役,它的主要内容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然后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俱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
  以土地为中介的农民与国家的直接关系转变为以货币为中介的国家农民的间接关系,国家和农民同时只对货币负责,这样的好处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用现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打破了所谓“国家垄断体制”、“进一步扩大民间融资平台”,但问题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资本没有或尚未充分形成之前,将分散无组织的小农与国家分离并转交给手握大量货币、以放息为生的高利贷者,就无异于将农民交给吸血魔鬼。因为“一条鞭法”的改革中,“小生产者需要货币,却首先是为了支付(对地主和国家交纳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为货币租和货币税,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不主要是为了生产;土地所有者“由于特殊的或急迫的需要,而一时又别无有效办法来获得急需的货币时,只有把土地卖掉,以换取货币”而“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中世纪欧洲受高利贷祸害至深,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对此也有更深刻的研究,他说:
  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
  张居正改革与其说解放了农民,不如说解放了长期在重农抑商政策中受到压制的金融力量。让金融摆脱对社会生产依赖并反客为主,它就会成为奴役农民和瓦解国家的力量。张居正用于“解放”农民的货币并不是近代工业资本而是比工业资本更古老的“商业资本”退而“生息资本”,由此可以解释,被货币“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并没有象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后的农民那样转为产业工人、中国也没有象英国那样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傅筑夫先生说:
  社会上存在有大量游资,它本身又要求‘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而社会上却又没有足够大的生产部门来吸收这些游资,使之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这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则是最主要的生产手段。社会上既然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场所,便只有购买土地来使货币发挥资本的机能,使土地成为生息手段。“
  土地不仅可以生息,而且是财富最稳妥的一种存在形态,社会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资场所,遂群起抢购土地。所以土地买卖的开始,同时就是土地兼并的开始。
  生息资本需要的不是农民生产而是农民对货币的需求,需要的不是农民而是身无分文因而对货币有强烈的终生需求的流民。大量的生息资本涌入生产领域既是张居正改革的恶果,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包括明朝在内的许多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总结一条鞭法时说:
  春秋时代的井田制,这是后代中国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即因当时贵族阶级为求便利税收制度之简化,而终于把井田制度破坏了。……自唐代两税制以下,因于种种实际困难,逼得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放弃了。
  傅筑夫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写得更明白:
  在流通中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来与之相结合,亦即不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仅仅当作流通手段来媒介商品交换,作衡量价值尺度,执行一些普通的货币职能,当它的积累数量超过了一定限度,作为商品的流通手段和其他职能也都成为不必要时,这个超过部分就不得不退出流通领域,当作贮藏手段,以货币形态的财富窖藏起来。但窖藏是不能增殖的,要使这种财富能够增殖,在古代的具体历史条件支配下,生息之道只有两途,其一,是购买土地,土地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手段,土地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既是一种有利的生息资本,又是保障财富安全的一个稳妥的途径,故手有余资的人无不想方设法去购买尽可能多的土地,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永远无法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并成为一次又一次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的总根源。
  货币存在的前提是买者与卖者的分离,这种分离的距离越大,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而社会,不管是什么形态的社会,其生产一旦依附于货币,货币持有商就可以反客为主,成为控制社会和瓦解国家的绝对力量。张居正改革中除了田税、徭役、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大部分可用银折纳外,明廷官吏的薪水、国库的开支也用银支付。这种支付方式被制度化并导致政府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转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角色,原来属于政府管理的大量工作被“简政放权”,断腕式地移交给社会资本(实则是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现在叫金融家——承包),农民从为国家提供产品的劳动者转变为用自己的产品从货币商人手中换回货币的劳动者,朝廷和农民的、甚至整个社会的信用纽带为货币所取代,“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松弛,农民生产的产品与市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这样,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反客为主——这有些类似今天华尔街银行家在美国的角色——成了社会的主人。商人一旦操纵了国家,其结果自不言而喻。孟子说:“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
  社会已出现巨大的裂变危险,可明朝的学问人坐而论道的学风日益严重并使张居正改革负面恶果不能得到纠正。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元代大学者袁桷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张居正身上也是合适的。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改革和商鞅、王莽的改革一样都解放了农民,但张居正与商鞅甚至王莽不同的是,后二者将农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后交给国家,而张居正却是将农民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交给拥有大量货币的商人继而高利贷者。货币(这在今天叫“金融”)打倒了封建等级——这得到明朝农民的欢迎,但货币又建立起独立于国家和生产者之外的等级,它反客为主后又将国家与农民统统踩在脚下——这使明代农民比秦汉农民更加不幸,转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就是: 改革的红利历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却各有各的不幸。张居正改革后,明国家与农民的信用关系随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而更为脆弱。崇祯五年(1632年),国家与劳动者农民的货币链接近中断,浙江、南直隶等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税银总额的14%。
  崇祯长于以霹雳手段迅速清除少数位高权重的“悍虎”——这有助于他打掉了魏忠贤这只“大老虎”,却短于对严惩失衡的国家进行有效调理——这却让他在李自成面前一筹莫展。
  万历以后,西班牙银币每年输入中国达数百万之多,货币量的大规模增加,加速了社会商品和劳动力的流通,也加大速了货币囤积和土地买卖的势力。明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宦官大规模置地,“数量之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与今天房地产市场相似,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屯积导致用其他于交易的流通货币减少,并因此产生因货币不足造成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用断裂,其结果对政府而言,就只有镇压一途;对农民而言,除了造反,则别无出路。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担当精神,但这种精神一旦与脱离实际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无知结合,其结果也是很可怕的。张居正改革导致明末无钱交税抵租农民被迫求助利息竟达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贷,农民因此很快失地并转为流民。大规模的流民出现并步入造反大军是张居正改革的最直接的恶果,也是此后明朝迅速转入结构性不可逆衰落的根本原因。
  16世纪末,也就是在张居正改革后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用“星星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残”。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
  有趣且有比较意义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形势及建国后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1930年初,毛泽东同志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显然他当时也感受到明末同样的问题:国民党的垮台就是20世纪30年代农民解体的结果。为了发展就必须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导致农业过早商品化,这导致农民大量破产。可以说,那是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是主要是蒋介石点燃的,而外资更是火上浇油。而这些与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的结果几乎如出一辙。30年代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体会最深,他特别注意总结中国历代王朝特别是明朝张居正改革以后在农民问题上失策的教训。《明季南北略》是记载明万历至崇祯时期北方地区史实的史书,全书共二十四卷,起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此时张居正改革刚刚结束——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东北,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内容,1943年7月28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建国后毛泽东下工夫最大的也是农民问题,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避免重复明末覆辙,防止农民变为流民。如果说,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我们的干部蜕变为“魏忠贤”,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从制度上杜绝把农民逼为“李自成”任何可能。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
  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
  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毛泽东这时关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结果。毛泽东将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分散化作为检验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标准。在当时组织农民只有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途。1959年7月29日,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质疑,毛泽东说:
  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
  现在回头看来,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选择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以其他“言不及义” 的“普惠”政策——为突破口团结和组织人民,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人民支持国家动力的治国经验,对于今天中国政治家而言,需要认真领会和学习。
  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贡献是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果及建立其上的中国发展与工农联盟而不是与资本联盟。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是保证而不是剥夺,更不是否定由人民掌握着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目前在中国是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是中国工农联盟的基础。1959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农民两极分化自古都是流民大规模产生的原因。适度的农民脱离土地,可以为城市工业提供劳动力后备军,而农民过多地与土地分离,其中产生的庞大的流民队伍就会成为瓦解国家的力量。只有发展、壮大和不断巩固集体所有制形式,才能使城乡间的人口形成双向即自由来回的而不是今天这样为资本驱使的主要流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只有农民工的生活在城乡之间来回都有可靠即制度性的保障时,社会才能稳定,城市商品住房经营才能成为兼顾资本与消费者利益平衡的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营。而能保证进城务工人员自愿回流农村的因素,在现阶段不仅仅是家庭土地承包权,而是保证农民土地权利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保障城市工人权利的国家所有制。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不会有稳定的工农联盟,从而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和政治稳定。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注道: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国农村经济已有使普通劳动者与土地生产资料永久分离的危险,有些地方官员连同一些学者,为了一点“房地产”或某些资本集团的利益无视劳动者的长远利益,用所谓“城市户口”“城市房产权”,在没有充分就业保障的前提下,使进城农民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与集体所有制相分离。更有报纸发表推波助澜的“调查文章”,说“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这样舆论引导的后果显然是危险的,因为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保障而又在农村“无立锥之地”的话,当年他们养不起耕地的困境就会迅速转化为养不起用地权换来的房权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今天卖掉房子的速度比当年卖掉土地(经营权)的速度要快得多。
  与失去土地相比,没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对社会稳定会形成更直接的破坏力,而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天价商品房反过来又会使已涌入城市却又不能再回到农村的“市民”退为城乡地带的流民。而流民历来就是社会大动乱的温床。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同样面临并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在1887年1月10日为《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写的序言中说:
  当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铺到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缺乏现象。在一开始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缺乏现象几乎不存在。
  恩格斯接着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建立起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后消灭城乡差别。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差别还将长期存在。由此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些负面因素,如果控制不好也同样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国家不利的后果。那么,上述住宅问题的不利后果是什么呢?恩格斯以德国为例说:
  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乎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化为领主的大农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业和农业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末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动,那么德国一定会开始攻击,而形成“光荣战斗军”的农民子弟一定会给予英勇援助。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切农村房主变成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旋涡”的小农的旧日的闭塞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上极其低下的状况;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不活动最保守的阶级变成革命的苗圃,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
  若再结合中国目前的日益严峻的“住宅短缺”问题来看,我们便会认识到,恩格斯所指出的现象是现代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在社会转型中很难避免的。现在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越来越多的被住房短缺抛弃的流民转化为“光荣战斗军”,“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的历史恶果发生在当代中国。
  当时恩格斯提出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消灭城乡对立”。目前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的时间内都做不到这一点。但资本主义国家却用转移危机的方式将本国内部的“城乡对立”转变为外部世界的“南北对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对立缓和了本国城乡对立及由此引发的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但这条道路对后发国家,尤其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已不可重复。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什么“社区花园”、慈善式的“社区服务”和言不及义的“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政治稳定问题。
  改革在任何国家都是一种有阶级属性的行为,言不及义的“改革”是要不得的。毛泽东曾批评这样的政策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1957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同保加利亚大使交谈中总结苏联的教训说:“建设了社会主义,丢掉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掉了人民,这是不成的。”同样,我们的改革若不是维护而是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那就是得鱼忘筌,适得其反。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不能基于资本财团——这是蒋介石走过且失败的道路,而应该基于工农联盟——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实践已经证明并获得巨大成就的道路。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部分。没有它,人民就不能保住手中的生产资料,而失去了生产资料,我们的人民就会转化为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形容的“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贫民和流民,这样党的执政基础也就名存实亡。建立在流民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就会像目前中东一些国家,一遇外来压力即刻崩溃。而农民集体所有制则是控制脱离土地的农业人口“流量”的重要杠杆。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的基础,就在工人、贫农、下中农身上。”
  现在社会改革谈得较多的是“社保”。毛泽东也高度关注社保问题,但反对言不及义地谈社会保险,他将社会主义所有制看作是最大的社会保险。1960年1月5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国营人身保险是劳动者在遇有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抚养人死亡时得到物质保证的形式之一”这句话时,毛泽东批注:“公社办起来了,就保险了。”在这里,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什么“市场化改革”作为人民群众人身保险的前提。为此,1958年5月13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时特意加写这样的警示:“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工人阶级没有农民这个同盟军,革命不能成功,建设时期也是一样,没有这个同盟军不能建设成强大的国家。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农村混了几十年也不清楚。”而保证工农联盟的所有制基础是巩固和发展合作化集体经济。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最终形成全党全国的共识,并在1954年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形成不容动摇的国家制度。宪法“总纲”第一条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历史反复表明,国家政权的政治生命周期的长短及其相应的抗压能力的强弱,与其所依靠的社会基础的大小为正比,而社会基础的大小又与其所依赖的所有制形式所容纳和解放的劳动力的广泛程度为正比。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战略能力的差距,是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此前,国共合作开展北伐,实现中国统一,大得人心,这时蒋介石手头几乎有无限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可供调配,北伐战场上也是捷报频传。1927年始,他向工农开刀,转靠买办封建势力,这便失去工农支持,以至在1948年国共两党进行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靠“发红包”和“抓壮丁”补充军事编制,但重赏之下已无勇夫;蒋介石方面已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共产党方面则有源源不断且自觉参加的人力资源可随时投入战场。这为毛泽东的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和共产党在全国战场取得胜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同样,也是由于我们用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制度团结了全国人民,才使新中国冲破国际国内的重重恶浪,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此,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
  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
  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
  毛泽东同志这些思考以及恩格斯的前述指示,对今天我们正在开展的农村土地流转试点改革来说,不能不说有着巨大的警示意义。

  九、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国家稳健前进的条件是要有熟悉历史,更要熟悉历史政治及其本质的领袖人物。看到赫鲁晓夫的政治极端幼稚,毛泽东汲取古今中外国家兴衰更迭教训,决定开展教育革命,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作为成熟的治国人才,除了政治立场坚定外,更需要运用国力的能力。但认识国力的存量并不难,有一些逻辑推论和数量统计就够了;而认识国力的变量,则需要相当的政治经验。这与认识皮筋本身长短并不难,而认识皮筋可以伸展的长短及其拉长承受时间则需相当的反复拉伸的经验的道理一样。
  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作了表率。
  毛泽东同志不仅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更有成熟的政治素养,它不仅包括制定战略的能力,而且还包括为实现战略而具备的制定政策和策略能力。毛泽东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毛泽东说:“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在这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写的《实践论》。世界是物质的,所以它是实践的,物质是矛盾和变化的,所以它是辩证的。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战略是确定现实斗争方向的学问,而策略是寻找战略力量即国力运用边界(即极限和底线)的学问。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对立的方面规定的,越界是矛盾转变的标志和开始,而只有找到合理边界,其战略才是有意义和可有效实施的。基于此,毛泽东将历史唯物主义所要表达的“人民必胜”的认识归纳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命题。他1958年12月1日,他告诉全党:
  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
  毛泽东明白,压迫民族推行世界扩张政策的真正阻力来自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而它们的优势在于先进的工业技术,但技术尤其是高技术可以解决一部分矛盾,但解决不了基本矛盾,尤其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而当推行扩张政策的国家开始与世界人民为敌的时候,这个矛盾基本就是无解。正因此,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毛泽东战略思想只能为与人民在一起的政党运用。脱离人民的政党或统治者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那里的统治者是为垄断资本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在真理面前,由于没有人民支持,他们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推行依靠人民的政策。
  比如美国就不乏明白人。就在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霸主的1943年,曾任陆军部长助理并参加过巴黎和会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了警告。他写道:“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1947年,李普曼针对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了《冷战》一书指出了美国安全的脆弱性,他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
  李普曼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的看法对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来说已难以接受,为了保住其高额垄断利润,他们宁愿选择竭泽而渔的道路,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英国人喜欢的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激进建议,挥师冲向世界,这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与美国相反,李普曼的文章却在中国受到毛泽东的长期关注。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2年间,新华社电讯稿中提到李普曼的约有350篇,其中全文转载李普曼观点的稿件就有百篇之多,引用比较集中的时间段是1956年至1958年。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苏联的挑战》一文,认为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新华社《参考资料》第2512期刊载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读了李普曼的这篇文章后,写下批语:“此件印发。值得一看。”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
  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时鼓励说:“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的“遏制”战略拖垮美国的原因,是他为美国设计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结果让美国老虎吃天,耗尽了力气。20世纪80年代,已入暮年的凯南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更是后悔不迭,他在一次讲演中说:
  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这一点我和许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们都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并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设施。这么搞的结果对我国的经济生产实力不会有好处,只不过使我们每年都不能把成百亿美元用作生产投资。这些年来,我们已被迫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情况。这个习惯已经达到我曾大胆称之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不出现严重后遗症的情况下把它甩掉。除了数以百万计的穿军服的人以外,还有成百万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中谋得生计。数以千计的企业靠军工维持,更不用说那些工会和社区了。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用同一方法,毛泽东看到了苏联也犯了与美国同样的错误。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指出了苏联的上述短板。在回答基辛格“目前中东的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统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蒙古,它就驻了兵。我的意见是这个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两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够,困难很大。
  11月17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等谈话时说时再次强调这一点说:“苏联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它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切忌不要忘记凤姐讲的话:大有大的难处。”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接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听到希思说苏联有强大的组织来增强其实力时,毛泽东说:“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我看它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
  1962年12月22日和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曾两次手录清朝人严成遂《三垂冈》一诗,其意高远,当为今人认真领会。诗曰: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中国已经崛起且抗住并战胜了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飞扬跋扈和软硬施压,但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仍面临西方的包围,根本无力单枪匹马地改变世界。毛泽东意在告诉我们,只要中国能够固守“昆仑”,坚持地区性守成,“深挖洞、广积粮”,不搞世界性扩张,我们就有时间“阅尽人间春色”,最终看到世界政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
  在纷繁复杂的万象事物中,毛泽东总能敏锐找到其力量运用边界。他一生不打远仗,最远的也就到中印边界。1965年1月9日,斯诺问毛泽东为什么你总是说世界革命,毛泽东告诉斯诺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远战当速,近战可久。1950年开打朝鲜战争,一打就是三年;1962年启动对印自卫反击战,在两个月内大启大合。毛泽东明白的,远处用兵是要拉长战线并由此要有长线长时的财力支出,许多国家就是被这越来越大的费用耗倒的。苏联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不太明白这样的哲学,搞世界革命且是实打实地出兵,手伸到古巴,伸到非洲。结果把自己给拖垮了。英国衰落就是从占领印度洋开始的:为了巩固占领印度洋的战果,它打了三次阿富汗战争,打了两次对华鸦片战争,收获不少,但支出更多。进入21世纪的美国更是在英国的道路上迅速衰落的。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前,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知道毛主席战争年代养成了夜晚工作习惯,提前一个月昼眠夜作进行练习。当听到周总理说,主席要见你。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基辛格在会见时问:“主席正在学习英文吗?”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基辛格也不放过任何一个说笑的机会:“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对此毛泽东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 tiger。” 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宾主大笑。
  尼克松是纠正凯南战略失误的政治家——遗憾的是同期的苏联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战略家。1972年他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说,我要去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运用的边界及其国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有哲学的政治家一握手,这个世界就变了。事实上,毛泽东注意到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 )为美国设计的战略边界过于庞大的“遏制”战略是拖垮美国的原因。1972年年初,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在尼克松访华前后,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就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也不免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随尼克松来访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 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可看作对基辛格这段话做出的的补白: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他们只会呼喊口号,他们绞尽脑汁所得出的结论,充其量也只是仅适合印在圆领衫或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标语:“要爱情,不要战争”;“不能用核武器扼杀我们的孩子”;“要是希望和平就鸣笛吧”。这些愚蠢的废话大多无伤大局,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全部有用的白痴在街上为和平而游行或鸣喇叭,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在我们的大学里教书,一些人在为报纸撰定专栏文章,一些人在电视上高谈阔论。
  基辛格说的问题,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长期与王明“左”倾作斗争的毛泽东也看出当时中国有那么一批“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的可以为资本主义利诱的“有用的白痴”,知道这些人“造反精神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历史”,容易犯赫鲁晓夫那种“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的错误。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当月,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当年12月10日,面对赫鲁晓夫的胡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看别人,想自己。赫鲁晓夫的政治幼稚病让毛泽东对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不无担忧地说:“现在得彩的是左派,这些人政治资本大了,将来挂帅的、可能出乱子的,也就是这些人。”
  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最后,毛泽东要求:“开会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其中,干部不脱离群众并且还要善于团结群众是毛泽东对接班人的重要要求。1961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国代表团时进一步指出说:“左翼就是容易犯气大心急的毛病。如果看不起中间派,尤其是看不起右翼,事情就办不好。要做真正的左翼,而不是教条主义的左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很大的耐心,以同志式的精神去说服中间派,不能摆官僚的架子。”毛泽东从一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知道,没有基本群众的干部是一事无成的。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北戴河告诉毛远新说:“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是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毛泽东教育毛远新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大学毕业?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放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从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这就是说,“老练的政治家”不是在“行小惠”活动而是在真枪实弹的斗争中产生。1967年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说,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泽东重视中国历史尤其是明史研究,特别是注意其中的导致国家毁灭中的人的因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意深长。
  毛泽东在明十三陵考虑最多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但研究明史,就不能不注意和总结明太祖朱元璋培养接班人的经验和教训。
  接班人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人才培养和教育问题。知识分子是国家治理工作不能离开的重要人才来源,但其脱离实际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态则使他们在因见识卓越被纳入政坛的同时也带来对事业有极大破坏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谈,而这样的悖论又为尤其是建国之初的政治家所纠结。在利用这类知识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尝试。比如孔丘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杀以言“乱政者”少正卯、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杨修等,其手段最极端的大概就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对付这类不成熟的干部和脱离实际而又自视精英的知识分子采取的办法就是“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议:“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免者百无一二。”即使这样,朱元璋也没有因此而解决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问题。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对明末空议误国的教训有切实的总结:
  明自正德、嘉靖以后,群臣言事渐尚意气。至万历末,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自标异。明末以廷议误国,事不胜举。要之不度时势,徒逞臆见,是非纷呶,贻误事机。举其要者,流寇既起,内外相乘,若暂和关外,犹可一意治内。而思宗迫于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无敢主和事者。陈新甲主兵部,力持议款,帝亦向之,事泻于外,为群臣大哗,为杀新甲。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责其逗挠,朝廷屡旨促战,传庭曰:“往不返矣,然大大夫岂能再对狱吏!”遂败死。贼既渡河,有请撤吴三桂迎击者,议者责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贼势燎原,或请南幸,或请以皇储监国南京,议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终至于一无可为而止。
  故此,钱穆先生痛陈:
  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世闻名朝形成群龙无道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
  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元代大学者袁桷说:
  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使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
  毛泽东注意到这段历史教训。1964年5月12日,在一次谈话中说:“看《明史》最生气”,“除了明太祖、成祖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尽做坏事。”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也面临着与让朱元璋同样纠结的“知识分子问题”。但与朱元璋不同,毛泽东本人就是学生出身,早期学生运动的成败以及他自身从知识分子到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的经历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优点缺点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
  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
  建国初,毛泽东开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这实际上提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再学习即向人民学习的新任务。1955年8月13日和12月12日,毛泽东在审阅简报时分别批示:“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针是:坚决保护一切好人,而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则必须发动群众认真清查出来,并作适当的处理。”而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1957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造就社会主义新型知识分子的任务。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形势,第二、第三、第四讲得都是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在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
  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
  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团结他们。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书当然不可不读,但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时说:“资产阶级是我国文化最高的阶级,他们在社会上还造成了一种习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们不能不要他们,否则就没有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所以对他们是改造的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地主、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
  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任务。他说:“一个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造成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但在1958年“大鸣、大放”自由表达意见的氛围中,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而又自陷“处士横议”式清谈的缺点展露无遗,以至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释怀的“反右”运动。毛泽东也明白仅靠运动式的“反右”遑论朱皇帝“白刃不相饶”的方式并不能避免中国再陷明朝旧辙。为国家长治久,毛泽东认为,在利用知识分子的长处的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并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终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道路,这就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
  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
  1963年,毛泽东在武昌同王任重同志谈话时说:“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是保证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看再过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义。”1964年2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为此要求“教育革命”,认为:“知识青年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胡来,让毛泽东在晚年对中国未来国家接班人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谈话时再次重复自己的看法,他说:“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识分子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从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不成熟的党的领导人成长为成熟的党的领袖的过程,即使对于毛泽东来说,也不是一蹴而就式的顺利完成的。1962年8月20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回忆说:“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以前我也学习,是资产阶级的。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1963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说:“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家乡湖南湘潭。一路上,毛泽东对陪同王任重、周小舟回忆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自己从不成熟到成就的转变。他说:在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散去。革命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到犯错误的。”1968年5月8日,毛泽东说:“我们党在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 邓小平说:“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1959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向摩洛哥共产党领导人介绍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敌人教会了我们两个办法,一个是做秘密工作,第二是学会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他不杀人我们是学不会的。1927年时右,很大的失败;后来的‘左’,又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但是失败教会了我们。大概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失败教不会党员。敌人教育我们,‘左’、右倾机会主义教会我们。这是一个认识中国的过程。”
  正反两方面的革命经验使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克服自身缺点、实现自我改造的正确方法和道路。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表达并在5月4日《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重复了这样的看法: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创造性地提出“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的论断,他说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直到晚年,毛泽东都没有忽视从劳动实践中培养干部并严格用“五条标准”考察、要求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干部。197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江青谈她到农村“学了割麦子,晒麦子,访了许多农户”的来信中批示:“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看到江青工作中的无章法和乱来,11月12日,毛泽东嘱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75年1月下旬,毛泽东告诉王海容对江青的担心:“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当月毛泽东又当面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4月23日,毛泽东将对江青的批评提交政治讨论,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5月3日,毛泽东主持——这是最后一次主持——召开政治会议,会上再次批评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并重复1月批评江青的话:“要不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江青唯我一贯正确的作风使毛泽东想到因其“左”倾错误险些毁灭中国革命的王明,会上他提出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 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那时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除了教育制度改革之外,在政治上,毛泽东尝试着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政治运动培养一些新干部。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乐观地说:“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6月16日,毛泽东在途经南昌的专列上告诉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说,他搞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6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谈话时告诉江西负责同志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7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但同时他也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7年初,“文革”进入全面“夺权”的高潮,2月5日,上海市中32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夺得上海领导权后,即筹划建立新领导机构,并声称:“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上海夺权的完成。”毛泽东看到这些刚开始执政就闹笑话的“左派”们的这些表现,大失所望。2月6日,他对“文革小组”痛心地说:“你们毫无政治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们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2月10日,毛泽东再次批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2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在。在谈到“上海人民公社”一事时,毛泽东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考虑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6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锡兰共产党领导同志时说:“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7月13日,他对林彪、周恩来等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8月16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同志说:“我们的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急。”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要求社会上“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
  一旦国家进入治理,造反起来的青年干部就显出经验不足的缺点,作为补救措施,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老干部领导工作问题。
  1967年5月,毛泽东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6月25日,周恩来同上海干部群众代表座谈时向他们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当年8月中旬,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取党委大权。8月16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朋友在谈到这件事时说:“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7月14日,毛泽东在听取河北情况汇报时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7月18日,毛泽东在武昌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在周恩来准备返京时对他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并举了邓小平、乌兰夫、贺龙等人的名字。9月16日,毛泽东在去往杭州的专列上同杨成武等同志谈话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在瑞金时,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1968年8月8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毛泽东说:“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九大前夕(1969年1月)毛泽东在读到的一封希望江青应为政治局常委并希望她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信上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1973年11月,江青要求她本人和姚文元增补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批示:“增补常委,不要。”1974年1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时说:“江青没有多少学问,又捞了一个左派的名声,我看也不大好。”
  毛泽东这样的批评和帮助也不仅仅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干部,对老干部及其子弟也是一样。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
  关于“还政于民”这个口号之不妥,我记得对你说过了。早几天解放报社论末段有“官方干部”、“纯老百姓代表”的话,也有不妥处,不知此文是否你写的?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说“还政于民”,也不可分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论的意思并不坏,是说要让新选代表多说话,只是不宜将“官方”、“纯老百姓”这样对称起来,请加以考虑。
  1944年4月9日,毛泽东复信陈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的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同日,毛泽东致信张闻天:“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太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1967年4月,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去。”5月28日,毛泽东审阅《要事汇编》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一文。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对江青等——同样也包括在此前后对邓小平等一些老同志——的批评尽管话重,但还是出于同志间的帮助之心,更多的是出于爱护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摆脱知识分子固有的脱离实际的毛病、更好地成长,成为能为中国未来担当大业的“老练的政治家”,团结绝大多数党内外同志一道将共产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写:“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汇报中提到汪东兴在会上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毛泽东在晚年多次劝阻一些不成熟的同志担任要职,更多是是出于爱护、保护的目的;与此同时,毛泽东逐步将曾受过冲击的老帅们推到前台担当大任,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5年底至1976年初,毛泽东告诫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基辛格曾提醒福特总统不要轻视毛泽东“艰涩而简练的话语”,因为“他这些人都是当年领导长征(在内战时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事业,在连天炮火中跋山涉水完成战略撤退)的沙场老将”;而对当时在中国新崛起的造反新秀,基辛格则有流露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不屑: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得罪了不少头面人物,使得他们接班无望。另外,与军界或长征老将疏于联系,让他们更无缘最高领导一职。这四人分别是影星和戏剧制作人、想问津中国历史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女性曾担当近的高位的江青,新闻记者和政治理论家张春桥,左翼文艺评论家姚文元,还有全无拥护基础,只因煸动工人造反工厂管理层而青云直上的无名保卫干事王洪文。
  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即苏联青年团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间成为党的“掘墓人”的教训说明毛泽东的担忧不无道理。1989年在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以至迄今让人难以记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巴乔夫。斯大林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1967年6月26日,毛泽东批评说:“现在有的人年轻,造反精神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历史。”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来京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时,谈到林彪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同意将它印发大军区和省委常委并评价说:“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1969年,面对苏联大兵压境的险恶形势,毛泽东考虑改变中美关系,在重大决策时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经过沙场的老帅们。他将正在下放的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请回来,要求他们对研究一下国际形势并提出他们的建议;与此相反,毛泽东则要求那些大权在握的“娃娃”们“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深若芸、唐闻生等谈日益走近的中美关系时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对在座的青年同志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你们这些娃娃,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毛泽东的这些话对于今天一些在改革中成长起来——不管他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娃娃”们,也是有教益的。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而政治家特定的治国能力只能在特定的国家制度中成长。在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才,其成长才会有光明的前途。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每一次“胜利”,都会造成他们的掘墓人即中国劳苦大众人数和力量的十倍扩大。19世纪欧洲那个“共产主义幽灵”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以工农兵为公民绝对主体的国家,他们在绝对资本化的市场导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辩证结果则是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力量——与西方国家相比——却是无比强大因而是无法抗拒的。因此,中国有着无产阶级政治家成长的最佳土壤,而在中国放弃社会主义的“改革”也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注意到这个规律,他说“中国自从1911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毛泽东说这话的时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但毛泽东并没有专指这场运动,而是在总结中国历史规律,因为毛泽东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最后说,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1962年8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罗瑞卿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时,毛泽东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帝国主义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
  毛泽东说:“错误是一笔财富,不要丢了。”时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这些经过那次“演习”的人们,应该总结出了相应的“教训”。尽管智者见智,但一个基本的教训用毛泽东的总结就是:要尽量避免反“左”出右,反右出“左”。而不管是极右还是“极左”,都会逼出它的反面力量,它们在中国都是不可持续的,它们对中国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国从雅各宾共和国崛起到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及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这些忽右忽左政策导致的灾难性的后果,便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与极右和“极左”斗争最坚决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在1972年——这时“文革”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会见尼克松时就不会说“我喜欢右派”,也不会于当年告诉王洪文读读《刘盆子传》。早在1966年10月,毛泽东就说过:“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深厚的实践经验,仅凭善良的动机和坚定的立场是不能担当并完成革命重任的。
  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谈话,谈到接班人时说:“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 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中国高层出现那种手中只有“圣像”而没有“子弹”、更无使用“子弹”的沙场经验,或出现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那种只知“卫星上天”而不知“红旗落地”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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